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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该剧重述历史的方式不止于此。拍一部剧，也是建一座城，城市的格调来自建设者的理念和主张。《小城大事》中的外在景象只是“地基”的一部分，真正有决定性的“材料”是对时代精神的“打捞”。把观众带进那个远去时代的，不是灰白色调的着装、自行车、铝饭盒等，也不是《让世界充满爱》等浸透了时代感的乐音，而是改革开放初期独特的精神气质那是“舍我其谁”的主人翁意识，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开创勇气，是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浪漫情怀。可以看到，该剧洋溢着一种朝气蓬勃的诗意。

　　这些精神气质并非只折射在人物身上，更突出地呈现于“咬合”紧密的叙事之中。这个书写改革开放史的故事，非一味求新抑或歌颂拼搏奉献，而是潜藏了多种互相角力的元素。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组：“新”与“旧”“小我”与“大我”。它们不是鲜明地对峙，而是互相依存和促动。每一种“新”都自“旧”中生发，并在破解后者的难题中挺进。建设月海镇的过程中，难题不断，故事不断：“城市建设费”风波、“城市卫生”难题、“七上八下”危机、“滨海路”争端新与旧咬合在一起，新中有旧，破旧立新；探索并非一蹴而就，历史在其间震荡向前。紧凑的节奏，考验着建设者们的智慧与耐力，同时也牵动着观众的心。

　　“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最接地气，也最真实，建设者们每迈出一步，都面临着抉择；他们也是普通人，寻常的困扰遍布他们的生活。剧中个人的利益、家庭、理想、习惯乃至安危等，与建设月海镇目标的冲突，都被以具体的方式呈现；亲人、同事、朋友之间也并非总是风平浪静，而是时常产生摩擦，甚至产生裂痕。在每一次争执、每一种嬉笑怒骂里，“英雄”被还原成凡人；也因“小我”那样具体，故当“大我”现身时，才显得那样艰难和不易，才让观众一次次在由衷的感动中确信个人是时代的主体，所谓“潮流”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如何将这样纲领性的理念在一部剧中生动呈现？首先是通过人物，既各有特性又联结紧密的群像人物，让“人民”二字可触可感。镇政府大院中后来被命名为“月海七侠”的初建者团队，这群人个性鲜明、风格各异：郑德诚胆子大、主意多，群众基础牢，但多少有些路子“野”；镇长李秋萍是七七级大学生，虽然年轻、经验少，但性格沉稳，堪称智慧担当，在原著中没有这个人物，在剧中的设定与郑德诚形成互补；而几位副镇长，有的擅长工程技术，有的像“八爪鱼”般专长协调，有的心思细腻、讲原则。他们并非没有矛盾，也不是事事意见统一，却是能坐在一起剥虾还债、关键时刻能相互理解、危难关头会互相扶持的“同路客”。“不必计较得失，但求问心无愧”，郑德诚生死攸关时对“同路客”的这番阐释感人至深，而这样的解读在本质上也是与“人民城市人民建”理念一脉相承的。

　　月海镇的建设，离不开广泛的参与者。在月海建城过程中，几乎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有他们的共同参与。剧中，有许多热火朝天的“大场面”，如“城市建设费”交款时的争先恐后，环境卫生改造中的全镇总动员，滨海路、幸福路的大建设，台风过后的重建尤其令人震撼的是“月海开城”一幕，随着一句“开城”的呐喊，上千人朝着月海奔涌而来。有人走，有人跑，有人负重前行，有人携家带口，无论是哪一种，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笑的。这一幕如同一部壮阔史诗，令观众看得心潮澎湃。

　　丰富的人物形象不仅给该剧奠定了史诗般的底蕴，也为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提供了条件。从鲜活的人物出发，借人物驱动，形成了轻喜剧风格。人物间的碰撞交锋融在生活细节里，产生了令人忍俊不禁的效果：郑德诚和李秋萍初见时“里头门”“里头我们”的相互嘲讽，被李秋萍的卫生整改方案逼进浴室的男副镇长们，台风天太平间里的互诉衷肠轻喜剧的呈现方式像一种回望历史的特殊透镜，透过其独特的叙事曲线，带观众“触摸”斑驳的历史。时隔40年，今天的年轻观众可能已无法完全理解远去的时代，却可在笑和泪之中平添几分亲近。这些朴素日常中，蕴含着触动人心的力量。有一场戏，是因“滨海路”争端，郑德诚需向全县干部道歉。上场前，他的怯场令人莞尔，整个道歉现场亦如一出滑稽戏，但当他渐入佳境开始坦陈建设月海镇的初心，那段独白真挚感人，“人民城市”的宏愿于此激起了最广泛的共鸣。该剧播出后，这种轻喜剧的风格引发了争议，有人觉得其在主旋律正剧中格格不入，而我却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所说的，“当我回顾人类的历史，有时我觉得它是一出喜剧，但这喜剧让我哭泣”。（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