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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二十八，清晨六点半，天色还是一片沉郁的灰蓝。我站在客厅中央，听着中央空调低沉的送风声，目光扫过这个被我和妻子林薇精心布置、此刻却显得有些空旷的家。客厅角落里那棵一米多高的年橘，金灿灿的果子在灯光下泛着蜡质的光泽；阳台玻璃门上贴着崭新的窗花，是女儿朵朵上周幼儿园手工课的作品，一只胖乎乎的小老虎，憨态可掬；电视柜上摆着林薇淘来的喜庆摆件，空气里隐约浮动着昨天大扫除后留下的清洁剂淡香。一切都按照“过年”的标准程式准备就绪，干净、整洁、充满形式上的年味。但我的心里，却像窗外尚未亮透的天空，压着一层厚厚的、化不开的疲惫，甚至是一丝隐隐的恐惧。

　　我走过去，揽住她的肩膀。她比我更不容易。作为女主人，三姨他们来的这些天，林薇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从采买堪比食堂的食材，到安排十几口人的住宿（主卧要让给三姨和三姨夫，我们一家三口挤在朵朵的小房间，其他亲戚则在客厅打地铺），再到一日三餐的煎炒烹炸、餐后如山的杯盘狼藉、随时随地的“招待不周”的挑剔，以及应对那些毫无边界感的“关心”和“指导”——从朵朵的穿衣吃饭到我的工作收入，从房子的装修风格到林薇迟迟不生二胎的“失职”。林薇的春节假期，比上班还要累上十倍，精神上的消耗更是无法计量。

　　记忆像开了闸的洪水，不受控制地涌来。我想起五年前，我和林薇刚搬进这个新房。这是我们一起攒钱付的首付，一点点装修布置，充满了我们对未来小家的憧憬。第一个春节，三姨听说我们买了新房，面积不小，便在电话里喜气洋洋地说：“哎呀，这下可好了！以后过年咱们一大家子就有地方聚了！你爸妈走得早，三姨就是你们最亲的长辈，咱们一起过年才热闹！” 那时我们脸皮薄，觉得拒绝长辈的“好意”不近人情，甚至心底还残留着一点“家族团聚”的传统温情幻想，便含糊答应了。

　　吃：提前半个月，三姨就会打电话来“点菜”，从硬菜到点心，列一张长长的单子。林薇需要提前好几天开始采买、准备。过年期间，每天从早到晚在厨房忙碌，像个陀螺。三姨会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瓜子看电视，一边指挥：“薇薇啊，那个海参要提前发好，时间不够不入味。”“今年年夜饭的鱼，我看就别清蒸了，做个糖醋的吧，孩子们爱吃。” 她的儿媳，那位被我们私下称为“点评家”的表嫂，则会全程观摩，不时发表“专业意见”，但从不伸手帮忙。

　　住：主卧“理所当然”地归三姨和三姨夫。他们的行李箱会占据大半个衣柜，洗漱用品摆满我们的卫生间。两个孙子（现在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和他们的父母，占据次卧。其他亲戚则在客厅打地铺。我们一家三口，挤在朵朵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一张一米五的床，我和林薇睡两边，朵朵睡中间，翻身都困难。朵朵的玩具、绘本被要求收进箱子，腾出空间，但依然无法阻止那两个精力过剩的男孩翻箱倒柜。去年，他们甚至翻出了我收藏在书架顶层的几本绝版漫画，撕坏了好几页，朵朵心疼得直哭，三姨却轻描淡写：“哎呀，小孩子嘛，不懂事，几本旧书而已，舅舅别小气。”

　　言：这是最令人窒息的部分。三姨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她会关心（实则打探）我今年的收入，然后叹息：“哎，还是不如你表哥在国企稳定啊。”她会点评林薇的身材：“薇薇啊，是不是又瘦了？女人太瘦了不好生养，你看你表嫂，圆润润的，二胎都怀上了。”她会“指导”朵朵的教育：“朵朵太内向了，得带出去多见见人，别老让她自己玩。你看我家两个小子，多皮实！”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被扣上“不尊重长辈”、“不懂事”、“一家人还计较”的帽子。

　　我和林薇，从最初的努力适应，到后来的疲惫忍受，再到内心的反感与日俱增。我们尝试过委婉地暗示，比如提前说“今年春节我们可能有个短途旅行计划”，三姨会立刻说：“旅行啥时候不能去？过年就得一家人在一起！你们不在，我们这年还过不过了？” 我们尝试过诉苦，说接待这么多人实在太累，三姨会瞪大眼睛：“累什么？人多热闹！我们来了是给你家添人气，是看得起你们！别人想请我们还请不来呢！” 我们甚至想过春节去林薇娘家过，但三姨早就放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过年当然得在婆家（她自诩为我这边的长辈代表）。去娘家像什么话？”

　　林薇的委屈和压抑，我看在眼里。她是个爱干净、喜欢秩序的人，可每年春节过后，家里都像被洗劫过一样：地毯上永远有清理不干净的污渍和零食碎屑；沙发上布满不明油渍和脚印；厨房更是重灾区，油烟机滤网糊满油垢，锅碗瓢盆堆成山，有些碗碟甚至被磕破了边角；卫生间下水道总会被头发堵住几次；我们的床品被睡过后，总留下陌生的体味和痕迹……每次“大军”撤离，我们要花整整一个周末做深度清洁，才能让家恢复原貌。而林薇眼里的光，也在一年年的重复中，一点点黯淡下去。她开始害怕过年，甚至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焦虑。